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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间层，设立一个‘片区协调器’，负责管理几个相邻芯片之间的量子通信和协同纠错，这个层面的模型可以适当抽象，只关注关键的事件顺序和资源约束。

在最顶层，才是一个宏观的‘任务调度器’，它只负责接收计算任务，将其分解为子任务，并分配给下面的片区，而不关心底层的每一个量子态演化细节。”

“这样，我们将一个巨复杂的问题，分解成了多个层次上的、复杂度可控的子问题。”

张诚解释道，“虽然牺牲了全局最优性，但换来了可行性和鲁棒性。

我们需要重点研究的，是各层之间的接口协议和保证系统整体一致性的‘契约’。”

刘博士仔细听着，紧锁的眉头稍稍舒展：“分层控制…这确实是工程上常用的思路。

但如何为量子计算设计这样的分层协议，尤其是保证跨层的量子信息一致性，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最后便是对所有科研项目工作人员体力与精力的极限考验：

理论探索的举步维艰，反映在团队成员的身心状态上，则是极度的疲惫和日益增长的压力。

项目进度表上的节点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

程济深院士虽然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不时前来打气，但他眼神中偶尔流露出的急切，也让团队成员感受到来自更高层面的期待。

有人开始长时间失眠，靠药物勉强维持精力。

有人因为长时间盯着屏幕，眼睛布满血丝，不得不在工作时戴上湿敷的眼罩。

实验室的角落常备着简易的行军床，供人轮流小憩，但往往躺下没多久，就被新的问题或者灵感惊醒。

张诚自己也同样如此。

他年轻的身体虽然拥有更强的恢复力，但大脑长时间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也让他时常感到精神上的倦怠。

他不仅要攻坚自己负责的核心理论架构，还要不断听取各小组的进展汇报，解答疑问，协调不同专业方向之间的理解偏差和沟通障碍。

他常常在深夜独自一人留在会议室，对着写满复杂公式的白板沉思，指尖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出单调而急促的声响。

然而，正是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团队内部那种属于科研工作者的坚韧、纯粹以及对真理共同追求所凝聚的力量，开始显现。

一天深夜，连续工作了过十八小时的吴教授团队，又一次在仿真中得到了不理想的结果。

沮丧的情绪在小组内蔓延，一位刚博士毕业加入团队的年轻女研究员甚至忍不住偷偷抹了下眼角。

就在这时，张诚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上面放着几杯热气腾腾的豆浆和刚加热好的包子。

“各位辛苦了，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张诚的声音依旧平静，带着一种越年龄的沉稳。

他将食物分给众人，然后走到那位女研究员身边，轻声说：“李姐，没关系。

我们走的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遇到挫折是正常的。

你之前提出的那个关于边界稳定子优化的想法，我仔细想了，虽然这次仿真没体现出来，但里面的对称性破缺思想很有价值，或许在我们尝试新的缓冲层编码时能用上。”

姓李的女研究员抬起头，看着张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