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微缩的文明备份，携带人类基因库、文明数据库（从《荷马史诗》到量子物理）、以及基础工业重建蓝图。

播种策略：放弃任何有目的的殖民，采用“盲撒”

方式，让这些飞船以随机轨迹、最大度向银河系各个方向逃离太阳系。

利用数量优势，博取那极低的、某一艘飞船能侥幸逃出“收割者”

监测网，在某个遥远而未被现的角落重新生根芽的概率。

牺牲伦理：公开承认并接受，此计划意味着放弃太阳系内绝大多数（甚至可能全部）现存人口。

他们的价值，在于为那极少数“幸运”

的火种争取时间、提供资源。

“为文明存续而牺牲是光荣的，而拖着整个文明一起殉葬是自私的。”

——这成了“火种派”

标志性的口号。

为了使其理论更具说服力，“火种派”

的理论家们动用了一切宣传手段。

他们在“灵境”

中创建了极其逼真的模拟体验，让参与者亲身感受“收割者”

舰队降临、星球碎裂的绝望，然后再展示一艘“火种飞船”

孤独却顽强地驶向星海深处的画面，强烈的对比催生了巨大的情感冲击。

他们还引经据典，从地球历史上某些物种在大灭绝前扩散种子，到人类早期文明的多次近乎毁灭又再度复兴，试图证明“分散风险”

是生命和文明在面对不可抗力时的本能和智慧。

思潮很快从线上蔓延到线下。

起初只是一些小范围的沙龙和辩论会，但很快，情绪开始失控。

在地球的几个主要城市，如上海、纽约、开罗，出现了支持“火种计划”

的街头请愿和集会。

参与者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许多普通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在长期的精神压力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下，被这种“保留希望”

的极端方案所吸引。

“我们要生存，不要陪葬！”

“资源应该用于延续，而非徒劳的防御！”

“给文明一个机会，给我们后代一个未来！”

类似的标语出现在街头巷尾。

虽然大部分集会保持和平，但在一些地区，激情演变成了冲突。

在柏林，一群“火种派”

示威者与支持联邦现行政策的“家园派”

民众生激烈口角，最终演变成肢体冲突，导致数十人受伤，财产损失严重。

更严峻的是，这股思潮开始渗透进联邦体制内部。

一些中层官员，特别是负责资源分配和后勤保障的部门人员，在目睹了“面壁计划”

那仿佛无底洞般的资源消耗后，内心开始动摇。

他们虽未公开表态，但在项目审批、资源调配上出现了迟滞和“技术性”

阻碍，一种隐形的抵抗在官僚系统中滋生。

联邦高层对“火种派”

的兴起保持了高度警惕。

在一次绝密的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王文渊主席面色凝重：

“这不是简单的学术争论，这是逃亡主义！

动摇了我们团结一致的根基！

一旦这种思想成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