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所长，实在抱歉，张教授的研究似乎到了更紧要的关头，最近几乎完全不与我们交流了，所有精力都扑在了里面。”

赵伟的语气带着一丝汇报工作的凝重。

孙所长神情肃然，点了点头：“我明白。

我这次来，主要也是想当面跟你们再说一次，无论外面有什么声音，有什么期待，你们都要顶住压力。

告诉张诚同志，让他完全放心，天大的事情有我们顶着，他只需心无旁骛，勇攀高峰！”

他顿了顿，补充道，“领导们也让我转达，他们相信张诚同志，期待他的好消息，但绝不催逼，一切以他的节奏为准。”

两次探访，孙所长都未能见到张诚本人，但他带来的，是来自组织高层的绝对信任与无条件支持，是如同坚实后盾般的默默守护。

这份理解与支持，虽未直接传达至张诚耳中，却化为了赵伟等人心中更坚定的信念，以及这栋别墅外围更加密不透风的宁静保障。

在长达数月的闭关中，张诚与外界的联系被压缩到了一个极限的程度。

除了孙所长这样的高层探访被阻隔在外，他几乎切断了所有非必要的对外通道。

李静是唯一能每日“见到”

张诚的人，虽然这种“见到”

仅限于将三餐和茶水无声地放在书房门口，偶尔在他极其罕有地出来去洗手间时，能远远瞥见一个快闪过的、凝神思索的背影。

她成了张诚身体状态的“温度计”

，通过餐食的消耗情况、垃圾筐里草稿纸的厚度和种类（写满的、揉皱的），来间接判断他研究的紧张程度和情绪波动。

她小心翼翼地将所有家务声响降至最低，连走路都踮着脚尖，仿佛书房里住着一只受不得丝毫惊扰的、正在结茧的蚕。

赵伟是张诚与外部物质世界连接的唯一桥梁。

在这几个月里，张诚主动联系赵伟的次数，屈指可数，仅有寥寥两三次。

每一次，都极其简短、精准，目的明确。

第一次，是在四月中旬，张诚内线电话响起，赵伟立刻接听。

电话那头只传来平静而简短的一句：“赵哥，帮我找以下几篇论文，电子版或打印版均可。”

随后便是一串精确的arxiv编号和期刊引用信息，涉及高深的“导出范畴”

和“otive的实现”

理论。

赵伟立刻记录，动用一切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将资料备齐，无声地送入书房。

第二次，是在五月底，张诚需要一种特定型号、极细的绘图笔和一套大型的、可以拼接的绘图纸，似乎是为了绘制某些复杂的、涉及多维空间想象的示意图。

赵伟跑遍了京城各大专业文具店和美术用品社，才勉强凑齐符合要求的工具。

第三次，则是在六月中，张诚需要几本市面上早已绝版的、关于“代数簇的形变理论”

的经典俄文专着影印本。

赵伟通过中科院图书馆的特殊渠道，费尽周折才得以解决。

这几次有限的联系，如同黑暗深海中的潜水艇偶尔向水面母舰送的简短信号，只关乎“补给”

，绝不涉及任何闲谈或外界信息。

赵伟也严格遵守着“不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