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可行性；第二阶段，建设中试生产线，进行工艺优化；第三阶段，建设工业化示范装置，实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每个阶段都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投入？”冶金部的处长刘建国终于开口了。作为政府官员，他更关心的是项目的可操作性。

“第一阶段预计需要一年时间，投入约50万元；第二阶段需要两年时间，投入约200万元；第三阶段需要三年时间，投入约800万元。”沈良报出的这些数字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刘处长听到这些数字，眉头微微皱起。一千多万的投入，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投入确实不少，”刘处长说道，“但如果真能实现技术突破，这个投资回报比还是很可观的。关键是，我们如何保证项目的成功率？”

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技术创新项目的风险很高，特别是这种跨越性的技术创新。

沈良早就准备好了答案：“我建议成立联合研发团队，集中全国相关领域的优秀人才。同时，与国外的先进企业进行有选择的技术交流，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但不依赖他们的技术路线。”

“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啊，”王总工感叹道，“人才、资金、设备，哪一样都不是轻易能解决的。”

“王总工说得对，”沈良的语调突然变得沉稳而有力，“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尝试，就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三十年前，我们连炼钢的基础技术都没有，现在不是也发展起来了吗？”

这句话说到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坎里。

确实，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台下的议论声渐渐平息下来，大家都在思考沈良提出的技术路线和发展策略。

“沈同志的想法很有创意，”主持人总结道，“但是，从理论到实践，还需要经过充分的论证和验证。我建议，会后组织专门的技术论证会，邀请更多的专家参与讨论。”

沈良点头表示赞同，但内心却有些着急。

他知道，官方的论证程序往往会拖很长时间，而时间对于技术创新来说，是最宝贵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