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治理项目的推进方向、技术适配性及伦理边界问题。

    他还推动出台《公众参与治理条例》，明确公民有权通过线上平台、线下听证、匿名反馈等多种方式，对本地治理政策提出意见，并要求政府部门必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回应。

    这项举措很快在全国引发连锁反应。多个城市相继成立类似机构，甚至有地方尝试将AI治理系统的算法模型开放给公众评审，鼓励程序员、数据科学家等专业人士参与优化。

    朱远航深知，真正的改革，不只是推新，更是破旧；不只是建制，更是赋权。

    而就在他全力推动“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同时，一封来自西北边陲的信件，再次将他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更为深远的方向。

    信是一位退休老干部写的，内容简短却意味深长：

    >“小朱，你在青岭干的事，我在年轻时也曾梦见过。但那时候没人敢做，怕的是失控，怕的是人心散了收不回来。如今你做了，而且做得比我想象得还要好。但我还想问一句：你有没有想过，这套治理体系，能不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这句话像一颗种子，落在朱远航心中，生根发芽。

    是啊，中国的治理经验，是否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一种新的范式？尤其是在AI治理领域，许多国家都在探索，有的陷入监管困境，有的面临伦理争议，有的则干脆放弃自主开发，依赖国外平台。

    中国的技术积累和治理实践，是否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治理样板”？

    他开始着手组建一支跨部门的国际治理研究团队，专门研究如何将中国智慧治理的经验转化为可输出的公共产品。

    他们首先整理出一份《智慧治理国际合作白皮书》，系统介绍了中国在AI养老、教育公平、医疗辅助、信用体系等方面的成功案例，并附上了具体的技术架构图、政策框架和实施路径。

    随后，朱远航亲自带队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参加一场关于“人工智能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论坛。他在发言中说道：

    >“我们不能把AI当作一种工具去统治，而应把它当作一座桥梁，连接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共同面对人类社会的复杂挑战。”

    这段话赢得全场掌声，也引起多个国家代表的关注。会后，不少发展中国家纷纷表达合作意愿，希望引进中国模式的智慧治理系统。

    回国后，朱远航立即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推动中国治理经验国际化的战略建议》。他在报告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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