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做交易？”劳伦特震惊地问。

“当魔鬼已经在你客厅时，假装它不存在才是真正危险。”勒布朗冷静回应。

舒尔茨展示了一组数据：“深瞳的‘牧羊人’系统每日处理的数据量相当于整个欧盟机构一个月的总和，它的决策速度比任何民主程序快几个数量级，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喜欢深瞳，而是效率与民主之间是否存在本质冲突。”

“效率？”勒布朗尖锐反问道：“希特勒的集中营也很高效！没有民主制约的效率是暴政的加速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近还强调，联合国的权威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对于应对当前挑战至关重要。”

舒尔茨不为所动：“当你的房子着火时，你是先组织民主委员会讨论救火方案，还是直接拿灭火器？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疫情传播，都需要更高效的应对机制。”

“所以我们应该用技术威权主义取代民主？”劳伦特质问。

“或许我们需要民主的新形式，”舒尔茨提出：“基于实时数据反馈和算法辅助决策的民主3.0，深瞳展示了技术可能性，我们的任务是为它注入民主灵魂。”

随着讨论深入，渐渐转向军事领域。

勒布朗指出：“深瞳的无人机蜂群成本仅相当于一架传统战机，却能摧毁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装甲部队，这不仅改变战争形式，更挑战国家垄断暴力的根本属性。”

“欧盟是否应该建立自己的‘深瞳’？”主持人问。

劳伦特摇头：“模仿深瞳意味着放弃我们的价值观，欧洲应该发挥软实力优势，主导制定全球技术伦理标准。”

“标准？”舒尔茨嗤之以鼻，冷声说道：“当无人机在你头顶盘旋时，标准毫无意义，欧盟报告自己也指出，需要在新技术研发应用方面跟上步伐，我们需要的是技术主权，而非更多文书工作。”

勒布朗提出折中方案：“短期内，欧洲需要与志同道合伙伴合作，中国一直强调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或许是可以借重的力量；长期看，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主权概念本身，在保持核心价值的同时，适应技术现实。”

辩论接近尾声，主持人问及最深层问题：这对西方文明意味着什么？

勒布朗的回答沉重：“我们正处于文明拐点，允许私营实体拥有战争权力，无异于社会契约的自杀，我们必须划定红线，哪些权力永远不能外包给非民主实体。”

舒尔茨则持不同观点：“文明进步一直伴随着权力转移，从教会到国家，从国家到国际组织，现在可能到技术实体，问题不在于阻止变化，而如何引导变化方向。”

劳伦特试图总结：“或许答案在于融合——吸收深瞳的技术效率，但坚持民主问责，创建具有技术效率的民主治理新模式，欧盟若能平衡效率与民主、创新与监管，就能为人类指明第三条道路。”

当主持人结束讨论时，没有简单结论，只有更深层的问题悬在空中，欧洲的忧虑不仅是地缘政治的，更是生存哲学的，在深瞳代表的新世界里，旧地图已无法指引方向，而新地图尚未绘制。

演播室灯光暗下，但欧洲乃至全球的这场辩论，才刚刚开始。

北京战略会议。

当无人机蜂群遮蔽克什米尔天空时，北京一间密闭会议室内